国企分红，政府的这一力作，令人想到一句古诗：“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这意味着，热议了近两年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终于正式步入实施阶段。本次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率先在中央级企业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对于地方试行的时间、范围和步骤，国务院留由各地政府自行安排。

　　此举意味着政府作为股东，将对国有企业的利润提取分红和进行再分配。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不向政府分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企业负担。另外，当时国有企业承担了部分政府职能，因此，国家当时决定一段时间内不向国有企业征收红利。

　　但是实际上，这种做法留下了很多隐患。首先，政府通过银行向企业投资，但是却拿不到收益，导致公共建设资金和高效行业的扶持资金严重不足。其次，一些垄断企业拿到高收益，投资却受到很大限制；而在本企业的投资，由于边际效用递减，投资收益率逐渐下降。再次，即使政府想把资本从一个企业调到另一个企业，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部委级中央企业，有时也不太“听话”。

　　如此一来，资本运营的基本功能无法发挥，虽然每年GDP高速增长，却只能眼看着大量资本在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里贬值，或者在一些领域造成投资过热，而政府除了税收之外却毫无收益，公众更是得不到什么好处。就好像一个人把日常生活费放在股市里，眼见手里的股票价格飙升，却依然只能吃馒头夹咸菜。

　　其实，投资，然后分红，天经地义。现在中国政府向投资对象要收益了。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指出，要保证国有企业分红政策能正确地落实，两个执行方面的问题具有关键意义。

　　先是要有正确的决策机制，国家在其中持有股份的那些公司如何分红，国家股东要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不等于说国家股东可以决定一切。因为按照《公司法》，分红决策必须由董事会作出，而董事会是对所有股东负责的。因此，董事会的中心地位很关键。

　　其次是正确决定分红率。国家股东的分红政策其实也是投资政策，决定将一部分利润留给公司的管理层实际上是决定对该公司进行投资。国家股东决定分红比例，第一应根据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确定合适的“标杆回报率”；第二应确保企业用利润进行的再投资符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思路和方向。国家股东的分红政策尤其应该鼓励企业用留下的利润，支持高风险但有前途的创新投资项目。因此，有必要对企业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应该是企业的增长潜力。

　　曾有消息称，央企上缴红利将“一刀切”，其比例初定为5％。但国资委的有关人士表示“不可能只有5％那么低”。目前，不同国家对其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及分红比例差别很大。例如，新西兰根据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投资计划和赢利前景等因素来制定分红计划；新加坡国有企业分红主要考虑现金流（折旧前赢利），分红水平高的达到赢利的80％至90％，一般为赢利的1/3至2/3。如果中国真的在分红率上搞“一刀切”，恐怕离真正的资本运营又拉开了距离。

　　资本运营的理念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虽然发展迅速，但是依然缺乏经验和理性。

　　前不久，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和美国黑石集团联合发布消息，在黑石即将进行的全球首次公开发售中，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将投资30亿美元购买黑石10％的无投票权股份，并承诺至少在4年时间内持有其对黑石的投资。这是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第一笔投资。此事也被业内认为是具有解放性的资本运营活动。当然，也有人指出，一个个案不能说明投资策略的好坏。对中国的资本运营，还应该有更长远的观察。

　　中国政府的这次分红，如果能带个好头，将对中国今后的资本运营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