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是近代中国一家较为有名的华资银行，这家银行成立于1915年，系由官商合办，也就是说由官府（浙江省政府）和商民（主要是江浙沪地区的私人投资者）共同出资开办，银行所有权归双方共有。 

　　然而，官商股东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双方由于银行权力和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出现长期纷争，不但积怨没有得到化解，反而又有新的冲突产生，并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官商股在1923年分道扬镳，银行被一拆为二。银行股东之间的纷争不仅终结了一家银行，而且催生了两家银行，这在中国金融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案例。透视这起“非典型”事件，我们还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商业银行股份制度和治理制度的健全完善，关系到银行的盛衰存亡。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大多都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当前，这个案例很有借鉴价值。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前世今生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历史不算悠久，但却几经变迁。追根溯源，其最初的名称叫做浙江官钱局，由浙江省政府于1908年4月拼凑50万银元资本，在杭州开设，又称浙江官银号。官钱局、官银号是清朝末年在全国各省涌现的一种金融组织，由地方政府开办，是地方银行的雏形。

　　在20世纪初的中国，银行还属于金融业中的新鲜事物，全国也没有几家华资银行，但是银行作为金融组织的新形式，正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其资力大、制度严、业务多、功能强等不同于旧式金融组织钱庄、银号、票号的优越性也已初步显现。所以仅过了一年半，浙江省政府就招揽民间资本，将官办的浙江官钱局改组为官商合办的浙江银行。浙江银行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新型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股份制和有限责任，额定资本为200万银两，官商各半，但实收资本仅有54.2万余两，其中政府资本（官股）30万两，民间资本（商股）24.2万余两。浙江银行于1910年初正式开办，在杭州设总行，在上海、广州设分行。浙江银行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开业不久就遇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猛烈爆发，蒙受了不小的营业亏损。

　　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被推翻后，新成立的浙江军政府成为官股股东，与商股股东共同将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于1912年1月在杭州、上海两地重新开业，后来又在宁波、海门、温州设立分支机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额定资本为300万银元，但是实收资本最多时仍只有77.705万银元，其中官股51.03万元，商股26.675万元。由于民国初期浙江军政当局入不敷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几乎成了它们的“提款机”，加上两项有利可图的重要业务——代理政府金库和发行纸币——先后叫停，经营状况呈现逐年滑坡的趋势，至1915年营业出现了亏损，设在宁波、海门、温州的分支机构也不得不停业清理。

　　为了摆脱困境、振兴业务，官商股东再次对银行进行改组，自1915年7月起改银行名称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资本总额规定为100万银元，其中官股应占60%，商股应占40%，但实收资本最多时也仅为71.03万元，其中官股31.03万元，商股则收足40万元。除杭、沪两行外，又先后在海门、兰溪、汉口开设分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虽号称官商合办，但主要由商股股东负责日常管理，经营的也是商业银行业务，营业方针以稳健、踏实为第一要素，减少信用贷款，重视抵押贷款和有价证券(相关:理财 财经)，并陆续增设信托、储蓄、外汇等重要营业科目，各项规章制度也逐步趋于完备。这一系列内部整改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银行的营业一改先前的低迷状态，业务总量与经营收益持续较快增长，资产规模在1915年底时为477万元，到1920年底涨为1144万元，增长了约140%；净盈余（纯利）同期从4200多元涨至17万元，增长了约4000%；股东在1915年底没有获利，至1920年底每股分得股息红利达一分二厘（即12%）。

　　然而，与看似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不相协调的是，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之间存在着深刻分歧，前台热闹，后院起火。从浙江官钱局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变迁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一种趋势，即财政金融机关的职能以及浙江地方政府（官股股东）的控制力都在逐步减弱，而商业金融企业的作用以及民间投资者（商股股东）的影响力却在日益增强。实力此消彼长，官商股东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争端缘起：银行清理滥账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官商股东间的纷争，起源于银行削减资本清理滥账。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曾在1915年7月开业时与浙江财政厅达成协议，从官股资本中削减20万元，用以弥补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时期的营业损失，今后银行经营有盈余，再偿还官股。于是，官股资本由51.03万元减至31.03万元。浙江地方行政当局主动承担营业损失的言行，增强了民间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仅过了一年，商股资本就从26.675万元增至 40万元，超过了官股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