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资、改章两个回合的较量中，商股大获全胜，从而一举夺取了银行的控制权，但是商股的一系列举措，等于将官股降格为一户普通股东对待，损害了官股的固有权力，官股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官商股东间的新一轮冲突由此引发。

　　争端激化：银行收归省办

　　在民国时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其设立、增资、改章等重大举措，都必须通过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报请中央有关部门注册备案。商股股东知道浙江地方当局必定会横加阻挠，于是一面与财政厅交涉，一面绕过财政厅，通过各种途径，甚至直接向北京政府财政部、实业部报批。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浙江地方当局，为了挽回失去的权力，省政府方面拼命阻止银行注册备案。对立双方，于是你来我往，多方运动，各显神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涉。在北京，官商股都“朝中有人”，财政部总长张弧、次长卢学溥，都是浙江籍人氏，而且都同情商股，卢学溥还是银行新股东，在他们的主持下，财政部给予银行注册备案。但是财政部支持银行的态度立即遭到了浙江地方当局的猛烈攻击，浙江省长沈金鉴甚至亲自出马，惊动国务院出面干涉，张、卢二人很快就丢掉了官职；实业部总长齐耀珊，是前任浙江省省长，自然不会支持商股。在杭州，浙江实业厅、杭县知事（即县长）生怕得罪浙江财政厅，都不愿插手此案。

　　除了各自努力争取第三方的支援协助外，官商股对立双方还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直接交锋。对立双方交锋的火力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8月14日股东会上官股代表陆蔼堂退席，不参加投票表决，应作如何处理。财政厅认为应算作官股缺席，这样在场股东股份已经不满章程规定的表决数额（即四分之三以上），决议自然无效；银行认为应算作官股弃权，在场股东股份符合章程规定，因此决议有效。第二点是9月18日股东会到会股份股权应如何计算。财政厅认为作为8月14日会议的延续，9月18日会议的到会股份股权既然没有按照前一次会议计算，那么此次会议就不合法，决议无效；银行方面认为，按照8月14日会议做出的决议，9月18日到会股份应该将挂号股一起计算在内，因此会议合法，决议有效。上述两个争论要点，由于事出意外，偏偏没有成文规章可依可循，于是双方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到1921年底，财政厅最终拒绝为银行办理注册备案手续。

　　正当官商股东僵持不下的时候，省议会突然插手干预，从而激化了彼此矛盾，使对立双方的紧张关系面临彻底破裂。1921年11月省议会议决，自1922年起将浙江地方银行完全收归省政府办理，发还商股股本并分给股息红利，但银行仍必须按照省议会先前做出的决议，继续分摊滥账，并偿还官股资本。省议会的决议由省长责成财政厅执行。这叫商股股东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在银行增资改章之后，已经不愿意与官股分道扬镳了，毕竟还是“背靠大树好乘凉”嘛。银行董事会反对省议会的决议，决定对省政府的命令置之不理，并向各有关方面呼吁和反映，争取将银行收归省办的办法取消。但是，省长沈金鉴面对多方置疑反对的声音，充耳不闻，一意孤行。

　　然而，真要收回银行，由官方独办，为保持银行信用，省政府首先必须大幅度增资以弥补商股退出后留下的巨大资本窟窿，但又严重缺乏财力；若与商股妥协，又不肯削减权力。进退两难的省长沈金鉴踌躇再三，不得不在1922年5月和10月两次向省议会提议将银行暂缓收归省办，承认因为银行营业的牵制和政府财力的关系，事实上发生困难。省议会对于省政府的提案，数月间几次开会讨论，议员们意见不一，无法做出决定。直到1923年1月，才拿出了一份关于银行暂缓收归省办问题的审查报告，声称待省财政有余力时，政府即将该银行收归省办。但这份审查报告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并没有付诸实行。